案例

孙某运输毒品案——思想高度是决定辩护成败的重要因素

时间:2020-04-16 15:38:15作者:刘月武来源:浏览次数:

案情简介
    郑州市居民孙某与封丘县马某系同居恋人,案发前均为吸毒人员。警方查证,在案发前马某与其姐姐马某某曾多次吸食并贩卖毒品。2018年10月某日,孙某驾车带马某从郑州市自己家去封丘县城关镇马某家。晚8:00许,他们到马某家附近下车过程中,被侦查人员以其涉嫌贩卖毒品为由当场抓获,并连人带车押到刑警队讯问搜查。侦查人员从孙某驾驶的轿车内查获冰毒15.33克和电子称一台。孙某供述他车上毒品是先一天晚上买回来的,辩解买毒品纯粹是为了自己吸食,没有贩卖目的。2019年5月,封丘县人民检察院以孙某犯运输毒品罪、马某及马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向封丘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7月,封丘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孙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被告人马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决被告人马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被告人孙某、马某、马某某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接受孙某委托,指派本所刘月武律师为其担任二审辩护人。
 
辩护思路及观点

       二审阶段,笔者受托担任上诉人孙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孙某随车携带毒品行为,与马某等涉嫌贩卖毒品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一审判决书载明,马某姐妹2015年就因为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后来她俩又因为吸食毒品被警方强制隔离戒毒。而孙某供述,他与马某在2018年才认识。在案证据证明,马某姐妹毒品来源另有渠道。因此,辩护人认为,孙某携带毒品行为与马某姐妹涉嫌贩卖毒品行为之间,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二、孙某购买毒品后直接带走的行为,不构成单独的运输毒品行为。孙某是一个吸毒者,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没有明确运送目的地,不符合运输毒品罪的商业特征。孙某马某是情侣关系,检测结果证明,他们被抓捕前都吸食了毒品。因此,孙某关于其随身携带毒品是为了吸食方便的辩解理由有事实依据。

       一审判决根据从孙某驾驶轿车内查获冰毒15.33克的事实,就认定其犯运输毒品罪。而孙某供述这些毒品是自己先一天晚上才买回来的,辩解称买毒品纯粹是为了自己吸食,没有贩卖目的,而随车携带只是为了吸食方便。带电子称为了核验重量,怕所买毒品克重不足。马某某虽供述曾帮孙某卖过5小包冰毒,但是孙某对此予以否认,又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所以一审判决并没有认定孙某携带毒品有贩卖目的或者有明确的运送目的地。在《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赵扬运输毒品案、吉火木子扎运输毒品案、李昭均运输毒品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一直认为“运输毒品罪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单纯的运输毒品只是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的辅助行为。”“走私、制造毒品是毒品犯罪的源头,贩卖毒品则直接造成毒品向社会扩散,而单纯的运输毒品只是这些犯罪的辅助行为,居于从属地位,社会危害性上有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四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907-908页)提出:“从刑法理论分析,运输毒品原本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帮助行为。”“由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一般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而运输毒品的行为只是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只起到次要的或者辅助的作用,按照刑法规定理应从轻、减轻处罚”观点。这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裁判意见高度一致。由此可见,刑法规定运输毒品罪,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中间环节。吸毒者为自己吸食目的购买毒品,并在购买后直接带走的行为,是购买者购买毒品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构成单独运输毒品行为。正因为我国刑法不认为购买毒品行为本身构成犯罪,所以,购买毒品后直接带走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其次,有明确运送目的地是构成商业运输的必要条件。对吸毒者而言,若没有明确的运送目的地,只是为吸食方便而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则这种随身携带毒品行为,只不过是持有毒品的一种特定方式,因不具有牟利性质,而不构成运输毒品罪。

三、刑法规定的“运输毒品”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而吸毒者为吸食目的携带毒品,因社会危害性小,一般不作犯罪处理;若认定运输毒品罪,则应当扣除正常吸食量。

       刑法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规定在一个条款中,说明刑法规定的“运输毒品”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武汉会议纪要虽然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但是没有取消或者修改大连会议纪要上述规定。可见,两个会议纪要均将不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毒品数量,确认为一个吸毒者在合理期间内的毒品正常吸食量。认为吸毒者如果在毒品正常吸食量范围内运输毒品,通常是为了自己吸食目的,因社会危害小,一般不予定罪处罚。

        辩护人认为,武汉会议纪要虽然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但是综合考虑两个会议所确定的吸毒者合理期间毒品正常吸食量标准,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额时,则应当扣除合理期间毒品正常吸食量,超出部分可认定为运输毒品数额。就本案来说,从孙某汽车内查获冰毒15.33克,扣除毒品正常吸食量后,所剩部分已不足6克。即使按运输毒品定罪,也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四、司法实践中,如果认定吸毒者犯运输毒品罪,而不予扣除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所确定的毒品正常吸食量,则会导致量刑失衡。

       根据大连会议纪要和武汉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如果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如果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最低数量标准为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运输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比可见,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最低数量标准,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数量标准相同。按照上述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最低数量标准,一般不定罪处罚。如果毒品数量达到了这个标准,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标准定罪量刑,必然导致毒品犯罪数额基本相同,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辩护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额时,只有扣除了两个会议纪要所确认的毒品正常吸食量,才能使刑法规定与两个会议纪要有序衔接,避免司法量刑失衡。

五、孙某为吸食目的携带毒品社会危害小,建议按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本案查获冰毒15.33克,扣除毒品正常吸食量之后,所剩部分不足6克。因本案不属于情节严重,按运输毒品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按非法持有毒品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处刑相同。辩护人认为,孙某为自己吸食目的而携带毒品,社会危害小。因此,建议二审法院改按非法持有毒品罪,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范围内予以处罚。
 
裁判理由及结果

       二审开庭中,检察员代表国家公诉机关当庭发表了一审判决认定孙某犯运输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其定罪错误,建议二审法庭依法改判的出庭意见。2019年11月15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终审判决认为,关于上诉人孙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孙某行为应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孙某系吸毒人员,2018年10月15日将其购买的15.33克冰毒放在车内,驾车与马某一同从郑州到达河南省封丘县马某家门口,驻车后被侦查人员查获。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孙某单独或者与马某共同贩卖毒品。原判决认定孙某犯运输毒品罪定罪不准确,并导致量刑过重,依法应予纠正,孙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支持。终审法院遂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孙某定罪量刑部分,改判孙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办案体会

        笔者接谈本案,在简单看过一审判决书和相关材料之后,所产生的第一感觉就是想改判很难。因为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大连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又进一步明确:“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运输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非法持有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构成数额较大。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而一审判决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上两个会议纪要规定,结合侦查人员在孙某驻车后下车过程中将其和马某当场抓获,并从他轿车上查获冰毒15.33克的基本事实,直接判决孙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通常来说,为上诉人争取减刑的辩护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改变案件定性,即通过比较选择适用处罚较轻的罪名;二是在量刑情节认定方面,力争减轻数额标准等。结合本案具体情形,为了改变案件定性,准确适用刑事法律,就需要对现有刑法条文和最高人民法院大连会议纪要、武汉会议纪要关于运输毒品犯罪中“运输”的含意作出必要的限缩性解释。

为此,笔者通过深入研究刑事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相关指导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周道鸾、张军的著述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形成了如下突破性的辩护意见。

一、吸毒者购买毒品后,将毒品直接带走的行为,不构成单独的运输毒品行为。

二、吸毒者为了方便自己吸食毒品,走到哪里就把毒品带到哪里,因为没有明确运送目的地,不符合运输毒品罪的商业特征。

三、刑法规定“运输毒品”行为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应当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

为了消除司法人员关于孙某可能参与贩卖毒品或者为马某姐妹贩卖毒品提供货源的疑虑,笔者根据在案证据形成了以下辩护意见。

一、孙某随车携带毒品行为,与马某等涉嫌贩卖毒品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也并没有认定孙某携带毒品有贩卖目的。

二、孙某和马某是情侣关系,检测结果证明,他们被抓捕前都吸食了毒品。因此,孙某关于其随身携带毒品是为了吸食方便的辩解理由有事实依据。

笔者将辩护意见及时提交二审法庭,并与承办法官积极勾通,促成了二审开庭。笔者又当庭发表补充辩护意见,提交辩护词,二审法院最终改判了一审法院关于被告人孙某的罪名认定和刑期。

        通过办理本案,笔者的深切感悟是:尽管刑事案件各有差别,难易不尽相同,但是,辩护人的思想高度仍然是决定辩护成败的重要因素。